摘 要： 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是當代少數民族文藝政策的重點，其發展史有建國初“十七年”建構期、20世紀后20年拓展期和21世紀初20年深化期三個重要階段，也呈現出三個主要特點，即豐富多樣、突出重點和主線、國家地方聯動中有分工�？偨Y思考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史，可得出三點結論：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始終是制定實施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基礎；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當前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要進一步聚焦全面提高作家水平和質量。
關鍵詞 : 少數民族文學;文學政策;作家培養政策;
中國當代文學是多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國成立后，文學被納入黨和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其中一個重要治理方式就是制定文藝政策。“文藝政策是一定階級或政治集團、國家政權或執政黨對文藝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國家和政黨管理意志在文藝工作中的反映，是政策主體調節文藝事業發展的基本杠桿和現代治理能力的體現。”1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政策是黨和國家文學政策在少數民族文學領域的具體化。建設一支優秀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是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的關鍵，因此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政策中尤為重要，梳理其歷史，考究其特點，思考其經驗，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有重要意義。
一、政策史分期與掃描
早在1943年11月8日，延安《解放日報》曾刊發中宣部《關于執行黨的文藝政策的決定》。新中國成立后，文藝工作正式納入國家文化治理體系，“文藝工作在政府方面也好，在群眾團體方面也好，我們都要來有計劃地安排。這就靠你們將要推選出來的領導機構來安排這些事情”2。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學為目標，七十多年來，黨和國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少數民族文學政策，涉及到作家隊伍建設、文學創作、批評、交流和教育等多方面，其中作家培養政策是各個時期少數民族文學政策的重點，從其發展史看，有三個重要階段，即建國初“十七年”、20世紀后20年和21世紀初20年。
建國初“十七年”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建構期。由于新中國成立以前作家培養處于自發狀態，而建國初這方面工作還未有效開展，當時的少數民族作家屈指可數。因此加快少數民族作家培養，盡快形成一支少數民族作家基本隊伍是這一時期作家培養政策的目標。1956年3月，中國作家協會（以下簡稱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召開，茅盾在《開幕詞》中說：“加強培養青年作家和發展兄弟民族文學的工作，已經成為我們發展文學事業的日程表上最迫切的問題了。”3當時具體負責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老舍也在《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摘要》（以下簡稱《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說：“如何培養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問題。這是發展兄弟民族文學最根本的一環。”41960年7月，老舍在中國作協第三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繼續強調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指出：“我們許多少數民族，已經有了社會主義文學基本隊伍�？墒沁@些隊伍還不夠強大，我們必須最熱情地積極培養新人，十倍、百倍地壯大我們的隊伍。”5
這一時期的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主要有三：一是有計劃地發展少數民族會員。1949年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通過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章程》把“培養群眾中的新的文藝力量”作為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1954年末至1955年初，瑪拉沁夫給當時文藝界領導人茅盾、周揚和丁玲寫了一封信，表達個人對于少數民族文學的意見和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吸收少數民族作家入會的問題，“作家協會在吸收會員工作上，不應當死規定一個‘尺度’，尤其對民族作家更不適宜”6。該信所提意見在中國作協第九次主席常務辦公會上進行了討論并得到了肯定。1955年5月中國作協召開少數民族文學座談會，了解各兄弟民族的文學狀況，同時“通過座談會，作家協會根據各民族不同的實際情況，有計劃地發展一些少數民族會員”7。1956年，老舍在《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提出：“中國作家協會和各分會應吸收兄弟民族有成績的作家作為會員。以會員為中心，兄弟民族的作家們應有經常聯系、定期學習的組織。”8二是在少數民族地區陸續成立中國作家協會分會。中國作協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后，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等都先后成立了中國作家協會分會。三是開展少數民族作家培訓。1950年12月“中央文學研究所”成立，采用國家組織的形式來培養文學新生力量和作家。1956年，老舍在工作報告中提出：“選取兄弟民族青年作家到文學講習所學習。”9從1951年開辦到1957年停辦，中央文學研究所和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先后舉辦了4期5個班，招收學員總數為286人，其中少數民族學員15人。10這些學員后來大都成了有成就的作家。此時期，有的地方也實行了少數民族作家培訓政策，如內蒙古從1960年到1965年，在內蒙古大學舉辦文學研究班，培養了巴·布林貝赫、納·賽音朝克圖、瑪拉沁夫、敖德斯爾等一批享譽海內外的草原作家。以上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1960年8月老舍在《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列出了所取得的成績，新疆分會有少數民族會員65人，內蒙古分會有少數民族會員53人，延邊分會有少數民族會員54人，“少數民族已有了自己的作家隊伍。這是件大事！截至最近為止，已經有二百多位少數民族作家、詩人和評論家被接納為中國作家協會總會或分會的會員,其中有幾位被選入了協會的領導機構”11，它“極大地促進了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形成，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開始從自然走向了自覺”12，為后來的作家培養政策奠定了基礎。
20世紀后20年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拓展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文藝界進行撥亂反正。1978年5月中國作協正式恢復工作，1979年2月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籌備組召開座談會討論重新組織文藝隊伍問題。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強調“必須十分重視文藝人才的培養。在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里，杰出的文藝家實在太少了。這種狀況與我們的時代很不相稱。我們不僅要從思想上，而且要從工作制度上創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現和成長的必要條件。”131980年代初，黨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的政策措施，如成立民族文學研究所、創辦《民族文學》和《民族文學研究》雜志、舉辦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評獎、召開首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和翻譯會議、中國作協成立民族文學委員會等。就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而言，由于一些少數民族已經有了自己的作家隊伍，這一時期以全面壯大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為目標，對“十七年”作家培養政策進行了新拓展，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
其一是繼續積極發展少數民族作家會員。1980年代初，《民族文學》特約評論員在總結少數民族作家隊伍時說：“幾年來，在黨的關懷與培養下，少數民族作家隊伍迅速成長。‘文化大革命’前，中國作家協會的少數民族會員，只有55人，而從1979年到1982年春的兩年多時間里，便增加到152人，比‘文化大革命’前增加了近兩倍。中國作家協會各地分會的少數民族會員已近千人。”141984年12月中國作協召開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張光年在報告中提到了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成績：“我國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中，現在四十多個民族有了本民族的文學作家或青年作者……近幾年我國各兄弟民族文學事業的迅速發展，各民族文學新人的迅速成長，形成了我國多民族社會主義文學的百花齊放。”15這一時期還加強了對人口較少少數民族作家的培養，如1987年9月，中國作協和國家民委在內蒙古舉辦10萬人口以下的22個民族作家筆會，使得許多沒有作家文學的民族實現了零的突破，他們擁有了第一代書面文學作家。16
其二是大力開展少數民族作家培訓。1980年1月8日，經中宣部批準，作為魯迅文學院前身的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正式恢復。1980年4月1日，中央文學講習所第五期也是“文革”后第一期開學，共招收學員33名，其中少數民族作家有艾克拜爾·米吉提和關庚寅兩位。171981年4月，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第六期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班開學，它開創了專門設立少數民族文學培訓班的先河。1984年11月12日，文學講習所正式更名為魯迅文學院，其辦學方針為“培養文學新生力量，壯大文學隊伍，繁榮文學創作”18。1985年3月1日，魯迅文學院第一期進修班開學，從此它開辦的進修班、函授班、研究生班、高級研討班等多種類多形式的作家專業培訓不斷19，魯迅文學院成為作家培養的搖籃，也成為了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最主要和最重要的渠道。這一時期，各地作協也積極開展了少數民族作家培訓，有的成立了自己的文學院。20魯迅文學院還于1980年代末與北京師范大學聯合招收文學創作專業碩士研究生班，開展學歷教育，實現了與高校聯合辦學的創舉，為2017年再度聯手開辦碩士研究生班積累了經驗。
其三是召開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等。文學創作會議涉及作家培養政策，早在1956年，中國作協就曾召開第一屆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該會議有少數民族作家如瑪拉沁夫參加。1980年7月，中國作協召開首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馮牧在報告中強調“大力培養和擴大少數民族作家隊伍，是發展和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重要條件”21。會議的中心任務之一是討論積極培養、壯大少數民族作家隊伍，此后歷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工作報告都會強調對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培養，值得注意的是鐵木爾·達瓦買提在第三屆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對用母語創作的作家作品給予足夠重視”22，這是前二屆會議報告中沒有的，表明了對用母語創作的作家培養的重視。
其四是充分發揮《民族文學》的作家培養作用�！睹褡逦膶W》創刊于1981年，作為當時唯一的國家級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發表平臺，它對于少數民族作家的培養具有重要作用。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司馬義·艾買提曾說：“發展少數民族文學藝術必須有相應的手段，文學刊物就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它是作家發表作品的園地，也是各民族文學相互交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園地。在這方面,《民族文學》有自己獨特的功能，有其他文學刊物不可替代的作用。”23《〈民族文學〉創刊詞》也宣稱：“我們的刊物，要團結各民族的作家和廣大文學工作者，為大力發展和繁榮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創作，積極培養和擴大我國各少數民族的文學隊伍，貢獻出自己的一份力量。”24創刊后的《民族文學》刊發新人新作，開辟“作家介紹”欄目，刊登作家剪影，設立“新作短評”欄目及時評介作家新作，舉辦改稿會、作品研討會，組織創作筆會和采風活動等，積極推動了少數民族作家的培養。后來，《民族文學》還在內蒙古莫力達瓦、遼寧丹東等三十余地建立創作基地，為少數民族作家深入生活、增進交流提供平臺。此外，《民族文學》還通過主辦民族文學培訓中心吸引了大量的業余作者和文學愛好者，為培育文學新人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貢獻。25
其五是發揮文學評獎的激勵作用。“評獎的同時也要獎評，要加以評論”26，文學評獎作為一種正向文學評價政策，對于作家的激勵作用鮮明。1981年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設立，該獎由中國作協和國家民委共同主辦，對激勵少數民族作家產生了良好效果，不少作家的成長都與榮獲此獎相關。以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為例，第一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共有京族、鄂溫克族、景頗族、錫伯族、仫佬族、普米族、達斡爾族等10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獲獎，第二屆有14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獲獎，到1994年第五屆則實現了55個少數民族都有作家獲獎的大團圓，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見證和促進了人口較少民族作家隊伍的壯大。此外，有的地方也設有專門扶持鼓勵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的獎，如廣西的“花山獎”、內蒙古的“索龍嘎獎”、新疆的“維吾爾汗騰格里文學獎”“哈薩克·柯爾克孜飛馬文學獎”、貴州的“金貴獎”等。通過以上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措施，許多民族尤其是人口較少民族開始出現本民族第一代作家，55個少數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書面文學作家，一些民族已開始形成自己的書面作家群，一支多民族、多語種、多門類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在這一時期初步形成。27
21世紀以來至今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深化期。一方面是通過政策創新繼續壯大少數民族作家隊伍，促進一支多民族、多語種、多門類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全面形成，另一方面則是開始轉向培養優秀的高水平少數民族作家。就壯大少數民族作家隊伍來說，首先是中國作協在2013年啟動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其中的少數民族文學人才培訓依托魯迅文學院進行。舉辦少數民族作家高級研討班（以下簡稱高研班）28是作協培養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人才的一項重點政策，它將少數民族作家培養帶到了一個新階段和新高度。魯迅文學院先后舉辦了第4、10、12、16、37期少數民族文學高研班，分別為少數民族中青年作家班、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家班、少數民族作家班、新疆少數民族文學翻譯家班以及第37屆多民族作家高研班。其中第12期共招收學員55人，是歷史上第一個擁有全部55個少數民族的作家的高研班，象征著55個少數民族在文學領域中的團結聚會，也標志著我國民族文學的發展和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建設走上正軌29，這些高研班很好地促進了中青年作家的水平提升。30在少數民族主題的高研班之外，其他高研班中也會有少量的少數民族學員，如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中有關仁山、巴音博羅2名少數民族作家，第15屆高研班有陶麗群、恩克哈達、呂翼、勒·傲登等。此外，魯迅文學院從2013年開始還為少數民族自治區和少數民族比較集中的省份專門舉辦“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培訓班”，每年8期，連續舉辦5年，學員中大部分為中青年作家。其次是進行資助扶持。新世紀以來，中央和地方設立文藝創作專項資金或基金，加大對人才培養的投入，各地出臺了相關資助項目。中國作協制定了《中國作協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實施方案》，就少數民族文學培養人才、鼓勵創作、扶持出版等方面給予政策支持和經費投入。2012年12月，中國作協發布《中國作家協會少數民族作家重點作品扶持工作條例》，開展少數民族作家重點作品扶持工作。再次，是對實踐證明有效的已有作家培養政策進行改革。2006年《文藝報》開設“少數民族文藝�？�”，2009年《民族文學》創刊了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版，后來又增加了哈薩克文和朝鮮文版，2010年設立《民族文學》年度獎。中國作家網開設了少數民族文學專欄，駿馬獎評獎條例不斷修改完善，多地實行簽約作家制，對作家實現從身份管理到項目管理的轉變。31積極探索作家培養的跨省聯動機制，完善并逐步擴大少數民族地區作協與經濟較發達地區作協“結對子”，相互開展作家交流培訓、作品研討等活動。32就培養優秀的高水平少數民族作家來說，也有一系列政策創新，如為了培養學者型作家，2017年起魯迅文學院與北京師范大學再次聯合舉辦研究生班。為了發現培養少數民族優秀中青年作家，中國作協2018年新設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專項。為了打造“德藝雙馨藝術家”，實行了國家榮譽制度，有的地方如云南也開展了省級評選，和曉梅獲“德藝雙馨青年作家”稱號。為加大國內文化藝術領軍人才和青年拔尖人才培養，國家實施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萬人計劃”文化藝術人才項目等。上述新世紀少數民族作家培養的創新性政策措施，實現了壯大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目標。
二、政策特點
梳理中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發展史，可以發現它的制定實施有以下三個主要特點：即豐富多樣、突出重點和主線、國家地方聯動中有分工。
一是豐富多樣。據文學治理功能，文學政策可分總體方針政策、各種具體的方針政策、實現管理科學化的具體手段和方法三類。33少數民族文學作家培養政策也是如此，首先是總體方針政策，它是處于支配地位的根本性文藝政策，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等，作為當代文學總體方針，自然也是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雖然“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直接指向的是作品多題材、多風格、多流派和文藝民主與創作自由，但從少數民族作家培養來看，也內含培養多民族、多語種、多層次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要求，而“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更是對少數民族作家創作立場的直接召喚。其二是各種具體的方針政策，如《中國作家協會扶持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實施方案》是實施“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的具體政策。其三是實現管理科學化的具體手段和方法，如《關于開展2020年中國作協會員發展工作的公告》和《關于開展全國第八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獎工作的通知》等。從文本類型來看，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文本也有“典型文學政策文本”“準文學政策文本”和“超文學政策文本”三種。34典型文學政策文本是指由權威政策主體制定實施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等。準政策文本主要是指代表政策主體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或文藝管理部門如中央宣傳部、中國作協領導以個人名義發表的重要講話、回信等，如烏蘭夫《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評獎發獎大會上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給內蒙古自治區蘇尼特右旗烏蘭牧騎隊員們的回信等，也包括官方權威期刊雜志的編輯按語、創刊詞，如《〈民族文學〉創刊詞》。而超文學政策文本，主要指具有文學政策意義的文藝活動，如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作協組織的采風活動等。此外，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還是一個由不同層面和側面組成的系統，就不同層面而言，對應國家三級組織機構，也就有國家、各省市自治區和各縣市區的政策，如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之后，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其下屬的地市自治州黨委也相應出臺各地繁榮發展文藝的意見。就不同側面而言，由于作家培養涉及教育、培訓、會議、期刊、出版、交流、批評、評獎等多方面工作，因此有的政策可能是某一方面政策，如歷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的評獎通知和評獎條例、歷年來中國作協開展會員發展工作的公告等，有的又可能是一套組合拳，如“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就包含文學人才培訓等多方面政策設計。最后，即使某一項具體政策也有豐富性，如作家培訓政策可據培訓時間、對象、方式、內容、層次來設定，有短、中、長期班，高校研究生班或魯迅文學院函授、高研班等，以及針對不同民族、不同區域、不同年齡作家的培訓政策。
二是突出重點和主線。首先從培養對象來看，七十多年來的政策主線是培養文學新人與青年作家。1949年7月29日，中華全國文學文藝工作者協會召開第一次常務會議，丁玲提議發掘培養青年作家，首次正式提出青年作家培養問題。351956年，老舍在《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中指出“如何培養新生力量也是重要的問題。這是發展兄弟民族文學最根本的一環”36。1979年10月30日，鄧小平在《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中強調青年作家的培養，“青年文藝工作者年富力強，思想敏銳，是我們文藝事業的未來。應當熱情幫助并嚴格要求他們，使他們既不脫離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藝術上不斷進步”37。歷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報告也對此強調，如馮牧在第一屆會議所作的報告中指出：“要大力發現和培養民族文學的新生力量”，“當前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在進一步落實民族政策的基礎上，更好地繁榮創作，更多地發現和培養少數民族文學新人”38。鐵木爾·達瓦買提在第三屆會議的講話中強調“希望各級黨委和政府，一如既往地對少數民族事業給予大力扶植，加大資金、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和支持，要對培養少數民族文學新人，少數民族作家深入生活……采取必要的傾斜政策，給予切實有力的保障”39。2019年，錢小芊在第六屆會議上的講話中仍然指出“更要支持還未取得很大成績和影響的普通作家、基層作家、青年作家，為他們的成長進步搭建更多的平臺”40。此外，歷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議也都會對青年作家培養做出政策安排，這自然也包括少數民族作家。
中國作協還一直運用多種政策措施大力扶持少數民族文學新人和青年作家�！睹褡逦膶W》自創刊以來開設有青年作家專號、青年佳作專欄、80后90后作家專號、本刊新人欄目等，并通過舉辦全國少數民族重點青年作家筆會、創作改稿班和刊發新人新作評論等來培養青年作家�！段乃噲蟆�“少數民族文藝�？�”不僅關注知名作家，更關注青年作家和人口較少民族作家。中國作協主辦“繁榮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系列研討會”，其中第三場為“中青年少數民族作家研討會”，第五場為“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討會”。“少數民族文學發展工程”在2018年增設“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之星”評選，已推出20位年齡在50歲以下的少數民族中青年作家。各地也出臺文學新人培養政策，內蒙古、廣西、西藏、寧夏、新疆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以中青年作家�？�、新銳作家小輯等方式扶持少數民族青年作家創作，河南實施“文學豫軍新人工程”，四川實施“文學新苗工程”，延邊推出“朝鮮族文學人才培養苗圃工程”、新人工程等。
其次從培養方式來看，作家培訓始終是政策重點。“黨和政府從一開始就非常重視少數民族文學人才的發現和培養，除各地區舉辦各種文學研究班對少數民族作家進行培養提高外，中央文學講習所一開始就注意吸收少數民族學員參加。”41盡管從“十七年”到新世紀都曾在政策上強調“帶徒弟”式的培養，另外民族高校通過教育體制也不斷培養作家，各種資助扶持和作家作品研討會等都是作家培養的政策措施，但從作家培養政策史來看，重點無疑是作家培訓。中國作協的魯迅文學院以及各省市自治區的文學院承擔了這一政策功能。魯迅文學院已經舉辦了近百期各種類型的文學創作班，以少數民族作家培訓為例，在招收少數民族學員的同時，也開辦只招收少數民族作家學員的培訓班，比如文講所第6期為少數民族班，魯迅文學院曾舉辦4期少數民族文學高研班，它還從2013年開始不間斷地舉辦為期兩個月的少數民族文學創作培訓班，據筆者不完全統計，有三百多位作家曾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深造過，各民族作家因此迅速成長。
再從培養途徑來看，政策著力點是深入生活。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到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黨和國家的文藝政策始終強調文藝工作者的主要培養途徑是深入生活。以新時代為例，2014年11月中央宣傳部和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等五部委聯合下發通知部署在文藝界廣泛開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主題實踐活動。習近平在給烏蘭牧騎隊員的回信中高度肯定了“扎根生活沃土，服務牧民群眾”的優良傳統。習近平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中強調“走入生活、貼近人民，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態度”，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要不斷增強腳力、眼力、腦力、筆力。事實上，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工作報告也多強調深入生活。馮牧在第一、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報告中分別指出：“鼓勵和提倡少數民族作家深入到民族地區的四化建設第一線”42，“對少數民族作家來說，主要是深入本民族的生活，但不應當也不可能排斥對其他民族生活領域的認識”43。翟泰豐在第三屆會議報告中專門講了“關于深入生活”的問題。金炳華在第四屆會議的報告中要求作家“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努力在創作中體現更加濃郁的時代氣息”44。錢小芊在2019年召開的第六屆會議報告中強調“要組織廣大少數民族作家積極參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活動和增強‘四力’教育實踐”45。此外，中國作協也推出了作家定點深入生活創作項目，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評獎條例明確鼓勵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有的地方如內蒙古自治區出臺了《關于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進烏蘭牧騎事業發展的意見》，要求藝術家深入現實生活、反映現實生活、引領現實生活。
三是國家地方聯動中有分工。社會主義新中國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黨和國家文學政策由權威部門制定，具有權威性和規約性。與此同時，黨或國家文藝管理部門機構在中央和地方也具有垂直對應性。因此，國家文藝政策出臺后，各地按要求貫徹執行，進而形成全國一盤棋的政策聯動。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也是如此，如中國作協下發發展會員的通告，各省作協都會貫徹執行；國家召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各地也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另外，由于“大雜居、小聚居”是我國少數民族分布的基本狀況，同時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因此在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制定實施中，各地會根據國家政策制定符合本地實際的政策，如對應魯迅文學院，各省市自治區有自己的文學院；國家有駿馬獎，內蒙、廣西、貴州也設有相應的索龍嘎獎、花山獎和金貴獎；國家創辦了《民族文學》，各地也辦有少數民族刊物，等等。在這種政策聯動中，國家和地方之間有所分工，并構成一種補充。以廣西為例，20世紀90年代以來，廣西作家培養取得了突出成績，就在于自治區一方面堅決貫徹執行黨和國家的文藝政策，另一方面也從廣西實際出發制定具體政策和配套措施，如1990年成立廣西文學院，1996年第6期《南方文壇》改版立足廣西文藝批評，1997年探索作家簽約制，2001年《南方文壇》設置年度優秀論文，2008年設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花山獎”，2010年《南方文壇》開設“本土研究”欄目，2013年承辦魯迅文學院少數民族中青年作家培訓班（南寧班），編輯了《中國新時期少數民族文學作品集》（壯族卷），啟動了文學桂軍人才培養“1+2”工程，這些政策措施既與國家一致，又有廣西特色，與其他省和自治區共同構成了多民族作家培養的中國圖景。
三、幾點思考
英國學者托尼·本尼特提出了“文化治理”的思想：“在給文化下定義時，需要將政策考慮進來，以便把它視作特別的治理領域。”46文化治理是“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或社會的特定時空條件下，基于國家的某種發展需求而建立發展目標，并以該目標形成國家發展計劃而對于當時的文化發展進行干預，以達成原先所設定的國家發展目標”47。當代少數民族文藝政策屬于當代中國文化治理的范疇。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發布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在這種背景下總結思考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可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其一，黨和國家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始終是制定實施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基礎。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工作既是文藝工作，也是民族工作，是民族工作中的文化工作48，這一性質使其在我國文化治理中具有特殊地位。少數民族文學是文藝治理的一個子系統，它先在地決定了一般文藝政策是一種比少數民族文學政策層次更高的政策架構，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必須接受它的規約，因此歷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不斷強調“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針。如首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的任務是“進一步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49。新中國確立了“民族平等、民族團結、各民族共同繁榮”“民族區域自治”“培養少數民族干部”等民族政策，這些民族政策已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中國特色民族制度，對于民族工作具有根本性的指導作用，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工作作為一種民族文化工作，必須執行之。“開展少數民族文學工作，必須做到，貫徹黨的文藝方針與執行黨的民族政策相結合。我們應把少數民族文學看成是整個社會主義文學的一部分,同時是我國民族工作與民族文化工作的一部分。”50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培養民族干部的政策使1950年代迅速形成了少數民族作家隊伍，而多民族作家隊伍的培訓既是架設民族團結和交流的橋梁，同時也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團結的一種具體直接的表征。51《民族文學》創刊詞宣稱：“我們的《民族文學》，將努力貫徹落實黨的民族政策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52張光年在工作報告中也總結道：“各民族文學新人的迅速成長，形成了我國多民族社會主義文學的百花齊放……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和國家正確的民族政策、文藝政策的重大勝利。”53駿馬獎評獎條例也明確遵循“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此外，在少數民族作家的回憶中，他們也會把少數民族作家的培養歸為正確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文藝政策的結果，如“少數民族新文學的成就和作家隊伍的迅速成長，充分地證明了黨和毛主席的民族政策與文藝政策的正確性”54，建國初期，“當時的中央宣傳部、文化部、中國文聯、作家協會和總政文化部以及中央一級報刊，正確地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和文藝政策，對我們年輕的少數民族作者給予了積極的培育和熱情的支持”55。
其二，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學政策屬于上層建筑，需要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基礎。政策環境的變化和政策目標的實現，也會導致政策的變化。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史就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歷史，一直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創新。進入新時代，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狀況發生了新變化，黨和國家對作家提出了堅定文化自信，促進文化大繁榮的要求。網絡作家、自由撰稿人等新的青年寫作群體迅速成長，“70后”“80后”甚至更年輕的“90后”寫作群體同時發力56，一支多民族、多語種、多門類、多梯次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形成。面對新形勢和新要求，少數民族文學政策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如何吸收新媒體從業人員入會，如何以魯迅文學院為依托拓展少數民族作家培訓方式方法和力度，如何優化駿馬獎和各地少數民族文學評獎，如何以健康的文學批評促進作家成長，如何鑄牢作家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如何推動少數民族作家走出去等作家培養問題，歸結起來也是如何進一步加強黨對少數民族文學的領導問題，需要政策的不斷創新。
其三，當前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要進一步聚焦全面提高作家水平和質量。少數民族文學創作質量取決于作家隊伍質量。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一直重視作家隊伍建設，總體上是兼顧普及與提高，但重點在普及。新世紀以來，“一支多民族、多語種、多門類，具有創作實力和創作潛質的富有才華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已經形成”，57這意味著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建設需要進入全面提高質量的新階段。更重要的是，新世紀以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多次講話都強調優秀作家的培養。2001年，江澤民指出要“努力培養和造就一大批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文化素養好、富有創造才華的文學藝術家。”582006年，李長春強調：“建設一支高素質的文學藝術工作者隊伍。”592011年，胡錦濤指出：“要大力培養造就高層次文藝領軍人物和高素質文藝人才隊伍。”60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等系列重要講話，指出文藝創作“有高原無高峰”的現象，要求新時代文藝工作者要把“崇德尚藝作為一生的功課”61。2015年10月發布的《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明確要求“培養造就文藝領軍人物和高素質文藝人才”62。2019年10月，錢小芊的《在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提出“加強少數民族文學隊伍建設，積極培養少數民族優秀文學人才”63。這些都表明了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聚焦提高作家隊伍質量的重要。民族文學是以高峰作為代表的，當前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必須在已有工作基礎上，進一步聚焦全面整體提升少數民族作家水平和質量，培養德藝雙馨的高水平優秀作家和各民族文學領軍人物。64
結語
中國共產黨創造性地把少數民族文藝工作既作為一種文藝工作又作為一種民族工作，將其納入當代國家文化治理體系之中并予以高度重視，凸顯了當代少數民族文藝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體現了黨的文化治理智慧。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繁榮發展的關鍵在作家隊伍，因此培養少數民族作家一直是當代少數民族文學政策的重點。從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歷史來看，政策環境是影響其產生發展的總體性因素，而政策主體是政策制定實施的關鍵因素，二者共同決定了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正確制定和執行。政策史也證明，什么時候少數民族文學政策得到正確制定和執行，就能有效促進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建設。如建國初“十七年”促進了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形成，20世紀后20年促進了少數民族作家隊伍的壯大和提高。反之亦然，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家培養政策在不同時期展開了多種政策類型和政策方式，并在國家與地方聯動中得到了針對性實施，這是一種在繼承中的不斷創新，在創新中的不斷發展，它總體上對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工作起到了正向治理作用。21世紀以來，隨著當代少數民族作家培養政策的持續深化，一支具有實力和才華的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已經形成并在不斷壯大，正推動少數民族文學從全面繁榮走向全面輝煌，它充分顯現了中國共產黨文藝政策的生命活力和文化治理能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全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背景下，我們更要充分發揮少數民族文學政策的治理作用，進一步聚焦全面提高少數民族作家水平和質量，增強少數民族作家的文化自覺和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升講好多民族中國故事的藝術創作能力，促使多民族中國文學創作從高原走向高峰。
注釋
1魏天祥：《文藝政策論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1頁。
2周恩來：《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周恩來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第25頁。
3(1)茅盾：《開幕詞———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茅盾全集》第24卷，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第507頁。
4(2)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第439頁。
5(3)老舍：《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467頁。
6(4)瑪拉沁夫：《關于少數民族的文學———瑪拉沁夫同志致本會信》，《瑪拉沁夫文集》第6卷，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09頁。
7(5)中國作家協會：《本會復瑪拉沁夫同志的信》，《瑪拉沁夫文集》第6卷，第110頁。
8(6)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第442—443頁。
9(7)同上，第443頁。
10(8)據筆者統計，分別是李納、胡昭、龍世輝、毛憲文、瑪拉沁夫、胡爾查、朋斯克、敖德斯爾、烏蘭巴干、達木林、熱黑木、依思提五、阿里瑪斯、阿拉貢、崔亨東。
11(1)老舍：《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451頁。
12(2)白崇人、楊玉梅、石彥偉：《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回顧與思考》，《民族文學》2015年第10期。
13(3)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論文藝》，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第9頁。
14(4)《民族文學》特約評論員：《文苑探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少數民族文學巡禮》，張炯主編《中國新文藝大系（1976—1982）史料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0年，第204—205頁。
15(5)張光年：《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張光年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20頁。
16(6)參見艾克拜爾·米吉提《少數民族文學：邁過六十年輝煌歷程》，《中國藝術報》2009年9月29日。
17(1)艾克拜爾·米吉提在結束學習后先后創作了短篇小說《哦，十五歲的哈麗黛喲……》和《存留在夫人箱底的名單》，并分別獲得了第二屆、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他后來任中國作協創聯部民族文學處首任處長、《民族文學》常務副主編和《中國作家》雜志主編等職，成為了民族文學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
18(2)劉業偉：《新中國文學新人培養機制研究———從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上海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5年。
19(3)參見王軍《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文藝報》2019年7月22日。
20(4)例如湖南于1997年成立毛澤東文學院，對包括少數民族作家在內的湖南作家進行培訓，向本貴等在1990年代成長為有全國影響的少數民族作家。
21(5)馮牧：《大力發展和繁榮我國各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學———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報告》，《文藝報》1980年第8期。
22(6)鐵木爾·達瓦買提：《努力繁榮發展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在全國第三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民族文學》1999年第1期。
23(7)司馬義·艾買提：《繁榮創作，發展少數民族的文學事業》，《民族工作的探索與實踐》，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第628頁。
24(8)《民族文學》編輯部：《〈民族文學〉創刊詞》，《民族文學》1981年第1期。
25(1)參見中國作家協會《一九八五年中國作家協會會務工作報告》，內部資料，1985年，第10頁。
26(2)周揚：《在首屆茅盾文學獎授獎大會上的講話》，《周揚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490頁。
27(3)參見翟泰豐《迎接少數民族文學大繁榮大發展的新世紀———在全國第三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民族文學》1999年第1期。
28(4)2001年作協黨組提出魯迅文學院舉辦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的設想，這一設想得到中央領導同志肯定和支持。2002年9月，魯迅文學院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開學，集中國內一批優秀的中青年作家，為他們舉辦一種既帶有學習性質，又帶有研究性質的學習班。參見徐可《魯迅文學院：與中國當代文學共成長》，《光明日報》2020年10月16日。
29(5)李冰：《催生優秀作品繁榮民族文學———在魯迅文學院少數民族作家班結業式上的講話》，《民族文學》2010年第3期。
30(6)如第12期高研班55名學員在高研班結業后，有過重大獲獎經歷者24人，其中獲駿馬獎4人，獲魯迅文學獎1人，10人作品進入魯迅文學獎作品參評，獲《民族文學》年度獎5人，其余都曾獲國家級獎項，足以證明高研班對于優秀作家培養的重要作用。
31(1)如廣西實行作家簽約制，吸引田耳等省外作家加入廣西作協，本土簽約作家中，黃佩華、凡一平等已成為壯族文學的領軍人物。此外，苗族網絡作家血紅簽約上海，蒙古族“80后”女作家鮑爾金娜現為北京作協簽約作家等
32(2)如上海作協與新疆作協、江蘇作協與寧夏作協、浙江作協與青海作協、山東作協與西藏作協、廣東作協與內蒙古作協、湖南作協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作協相互“結對子”。
33(3)參見魏天祥《文藝政策論綱》，第2—3頁。
34(1)周曉風在《新中國文藝政策的文化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75頁）中將文藝政策分為“典型文藝政策文本”“準文藝政策文本”和“超文藝政策文本”三種。本文沿用這一說法。
35(2)參見王軍《從中央文學研究所到魯迅文學院》，《文藝報》2019年7月22日。
36(3)老舍：《關于兄弟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在中國作家協會第二次理事會會議（擴大）上的報告摘要》，《老舍全集》第18卷，第439頁。
37(4)鄧小平：《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祝辭》，《鄧小平論文藝》，第9頁。
38(5)馮牧：《大力發展和繁榮我國各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學———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報告》，《文藝報》1980年第8期。
39(6)鐵木爾·達瓦買提：《努力繁榮發展邁向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在全國第三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民族文學》1999年第1期。
40(1)錢小芊：《在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文藝報》2019年10月16日。
41(2)瑪拉沁夫：《新中國的產兒———三十五年來的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瑪拉沁夫文集》第6卷，第187頁。
42(3)馮牧：《大力發展和繁榮我國各少數民族的社會主義文學———在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報告》，《文藝報》1980年第8期。
43(4)馮牧：《爭取少數民族文學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更大繁榮———在第二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馮牧文集》第4卷，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第433頁。
44(1)金炳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學，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在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民族文學》2003年第10期。
45(2)錢小芊：《在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文藝報》2019年10月16日。
46(3)托尼·本尼特：《文化與社會》，王杰、強東紅等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8頁。轉引自王杰、石然《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發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76頁。
47(4)廖世璋：《國家治理下的文化政策：一個歷史回顧》，《建筑與規劃學報》2002年第2期。轉引自王杰、石然《當代中國文藝政策發展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第79頁。
48(1)比如駿馬獎一直由國家民委和作協共同主辦，22個人口較少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作家，55個少數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中國作協會員，55個少數民族都有作家榮獲駿馬獎，這些既是少數民族文學治理中作家培養的實績，也是民族工作的喜事。
49(2)邵華澤、靳德行主編《中國國情總覽》，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533頁。
50(3)馮牧：《爭取少數民族文學在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更大繁榮———在第二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馮牧文集》第4卷，第429頁。
51(4)如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魯迅文學院第12期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少數民族作家班)有來自全國55個少數民族的55位作家參加。
52(5)《民族文學》編輯部：《〈民族文學〉創刊詞》，《民族文學》1981年第1期。
53(6)張光年：《新時期社會主義文學在闊步前進———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張光年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20頁。
54(7)老舍：《關于少數民族文學工作的報告》，《老舍全集》第18卷，第458頁。
55(8)敖德斯爾：《在各民族獨特風格的文學中做出貢獻》，《文藝報》編輯部編《文學：回憶與思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0年，第414頁。
56(1)如入選《詩選刊》“90年代出生的詩人”專欄的滿族女詩人張牧笛1991年出生，還有1992年出生的土家族詩人朱雀，1992年出生的蒙古族詩人蘇笑嫣等。
57(2)金炳華：《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統領社會主義文學，進一步繁榮發展少數民族文學事業———在全國第四屆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民族文學》2003年第10期。
58(3)江澤民：《在中國文聯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國作家協會編《中國作家協會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8頁。
59(4)李長春：《大力推進和諧文化建設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求是》2006年第23期。
60(5)胡錦濤：《在中國文聯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11月23日。
61(6)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6年12月1日。
62(7)《中共中央關于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10月20日。
63(8)錢小芊：《在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會議上的講話》，《文藝報》2019年10月16日。
64(9)早在1980年10月瑪拉沁夫就說：“我們不但需要廣大的少數民族文學隊伍，更需要有一個高水平、高標準的少數民族作家群。這個作家群最好是多梯隊組成的，是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只有從具有普遍高度的群山中，才能出現巍峨出眾的高峰。”（瑪拉沁夫：《開創少數民族文學新局面》，《瑪拉沁夫文集》第7卷，北京：作家出版社，2015年，第163頁）不過，基于當時少數民族作家隊伍建設的實際，這種思想在當時還不可能成為一種普遍性的政策制度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