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鳳治日記》中的晚清官場演劇樣貌

　　摘 要： 嶺南遠離中國的文化中心，清中葉以后嶺南戲曲才迎來發展的高峰。同治、光緒年間，浙江人杜鳳治在宦粵 14 年的日記中，較為清晰地記錄了晚清廣府官場宴戲及民間演劇的面貌，為我們觸摸 100 多年前嶺南戲曲的歷史提供了第一手文獻�！抖砒P治日記》還以官員的視角展示官府禁戲的歷史場域，重現各種禁戲指令出臺和執行的始末，開顯官方與文化傳統、地方士紳及在華洋商等多重因素較力的隱幕。
　　
　　關鍵詞： 嶺南戲曲； 官場演��； 禁戲； 杜鳳治日記。
　　
　　一。
　　
　　近讀中山大學圖書館庋藏的稿本《杜鳳治日記》（ 下文簡稱《日記》） ,發現它較為客觀地呈現出晚清廣府地區官場演劇的樣貌，可補古代官場演劇史料之匱缺。日記的作者杜鳳治，生于嘉慶十九年（ 1814） ,道光甲辰（ 1844） 舉人，卒于光緒八年（ 1882） 之后，浙江山陰人�！度沼洝饭灿� 41 本，除第 2 本被跟班“失手落水”遺失外，其他都保存完整。第 41 本《閑居日記》封面鈐有“張篁溪先生遺存”的方印，據此知這批日記為民國時期東莞籍學者張伯楨（ 1877-1946） 的舊藏，然入藏中山大學圖書館之始末則不得而知�！度沼洝犯灞疽孕∽中袝鴷鴮�，偶有涂改和補釋（ 小字雙行） ,或作者遇到心情不佳或政務繁忙，則字跡頗為潦草，辨識不易。桑兵主編的《清代稿鈔本》（ 第一輯） 將之影印，題名為《望鳧行館宦粵日記》，收入第 10 至 19 冊。據這 10 冊影印本的標頁，《日記》共計 6 007 頁，每頁字數從三四百至五六百不等，取其常數（ 每頁 500 字） ,總字數約有 300 萬，可見體量之大。
　　
　　《日記》的價值還體現于它持續時間長且具連貫性。杜鳳治從同治元年（ 1862） 以舉人身份大挑二等，加知縣，遵籌銅例捐雙單月不積班選用，直到同治五年（ 1866） 才簽掣廣東肇慶府任廣寧知縣，結束了5 年的候選生涯。從這年十月抵粵至光緒六年（ 1880） 九月南雄登舟離開，杜鳳治宦粵長達14 年，每日筆耕不輟，“以筆代心，重立日記”,“滿懷憤懣郁憏，每于記中發之”,這 41 本日記中詳細記載了他每天在官場上的各種經歷及見聞。這些文字成為研究廣東近代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和外交史的重要文獻，受到歷史學者的高度關注。
　　
　　杜鳳治不單深諳為官之道，對戲曲也頗為喜愛和熟悉，《日記》多記有宦粵期間觀劇的見聞，然較少受到戲曲史學者的關注。杜鳳治對戲曲的嗜好貫穿一生，他宦粵時追憶在老家隨母親何氏大年初一趕赴距村三里許雞山大王廟觀看神誕優戲； 后進京候選的 10 年間也沒少接觸戲曲，常常和友人一道看戲解悶，杜鳳治在日記中說： “予在京時……大開門面，廣交外官，優館娼樓，日事笙歌歡晏，金錢如水，來去無憑”.即便是在銓選廣寧知縣、籌措盤費準備啟行前，也常常去聽京戲，如同治五年四月十三日在財盛飯店“請眾友人聽戲”,后應友人之請，兩赴廣德樓觀看三慶部和春臺部。啟程之后，八月間過杭州偕家人進城“至金聲園觀劇”; 泊上海，應友人之邀登岸觀劇，并記曰： “系女伎扮演，所謂帽兒戲也。前惟妓館有之，今則居然在戲館買（ 賣） 座公演矣。上海戲園正（ 真） 多，予以久聞帽兒戲之名，故特于蕊園請時詣觀女戲，亦間有男腳，戲雖不佳，當虧他耳。皆昆腔，將晚歸。”5 天后再次偕友人至“法國戲園聚美堂聽夜戲”.從京城的黃腔到上海的昆戲，杜鳳治都表現出濃厚的觀劇興趣，在長期的宦海生涯中歷練為看戲行家。同治七年（ 1868） 七月間，時署廣寧知縣的杜鳳治下鄉巡視，在洋坡書院前泊舟，院前有廣東土戲。他觀后感覺行頭大不及京戲鮮明，場上工夫不如京戲和昆腔，“甚無意味”.長期積累起來的觀戲經驗，使得杜鳳治不自覺地將廣府地方戲與京戲、昆曲進行比較，形成自己對于南北聲腔、本地戲外江戲的藝術判斷。若將視野延伸至官場，杜鳳治多年來混跡宦場而養成的賞戲修養，亦如經營人脈、征輸錢谷、緝捕聽訟一樣成為其作為基層官員必備的從業技能。從《日記》中可看到，這種修為與技能使得他在和督撫、巡按各色各等官員的戲劇娛樂交往中游刃有余，將各類飲宴演劇的公差辦理得上下稱賞，從而為他兩次署理廣東首邑優缺長達 6 年作出不小的貢獻。
　　
　　杜鳳治對戲曲的個人嗜好，有意無意地引導他以戲曲觀眾和官員的雙重視角審視周邊上演的各種戲曲活動。從《日記》中可以看到，在肇慶府的廣寧、四會及羅定任上，作為地方行政長官的杜鳳治對祀神演劇活動所采取的禁與不禁的微妙態度； 在長達 6 年的署理南海任上，他長袖善舞周旋于達官貴人之間，為我們呈現出省城廣州官場演劇的景像�！度沼洝穼�戲曲活動的記載持續時間長，涵蓋范圍廣，涉及官場演劇、官府禁戲、劇種流變、戲班伶人等多個方面，為我們了解同治、光緒年間廣州乃至嶺南地區戲曲演進歷史提供了文獻支撐。
　　
　　二。
　　
　　在晚清的廣府官場上，督撫各司及府縣往往制造一些名目來設宴演劇。演戲的名目既要冠冕堂皇，又要具有一定的權威性和認同度，最佳的狀態是東主官員還能從中收獲額外的物質利益，實現名利雙收。如此背景下，最妥帖的名目就是為尊者祝壽，因此《日記》中所載官場演劇最多的類型就是壽戲。
　　
　　瑞麟嗜戲如命，署理兩廣總督長達 10 年，幾乎笙歌不斷。往年都以母親壽辰的名義接受屬僚的送戲，然同治十二年（ 1873） 是他65 歲生辰，在幾番推辭之后，他接受了司道府縣送戲三日的請求。壽戲由杜鳳治具體籌辦，在炮局搭臺演出。事后，瑞麟對壽戲的安排表示“甚愜心懷”,認為“戲固佳，燈亦佳，菜亦佳”; 并反饋所搬演戲目《擊石緣》“甚有情節”,而《白羅衫》“多費工夫”.此次演劇足顯瑞麟之偽善，先是對屬僚的送戲三番兩次的謝拒，但眾人堅持為其獻戲祝壽后又深表愜意，辦差的杜鳳治事后感嘆： “藩臺必要再三做成此事，真得此中三昧，蓋深悉中堂情性者也”.這次壽宴演劇突破了瑞麟一般不為自己舉辦壽戲的“向例”,更為重要的是前來祝壽者極多，“靡不送禮，且厚”,讓嗜戲好財如命的瑞麟既有顏面又有豐厚進項，故他隨后又決定假借原班伶人和原有戲臺再演戲三日“還席”,答謝為他慶壽的文武官員和幕友，而一切事務和費用自然再次落到兩縣頭上。
　　
　　既然一切開支用度和籌辦事務多由南海、番禺兩縣承擔，加之總督瑞麟開啟官員競演壽戲的風氣，省城的其他高級官員如撫、藩、臬、學及海關司皆堂而皇之地相互攀比，舉行各種壽辰戲宴，戲臺越搭越寬敞，壽筵規模越搞越大。同治十二年正月按察使孫鑄熱心促辦撫臺張兆棟的母親壽宴，巡撫的屬官司道至兩縣合計后，決定投其所好以共同名義送戲三日。杜鳳治則“發票傳第一班普豐年”來酬演，并特意傳外江桂華班在內房承應眷屬觀看，正日壽誕的晚上還特備鬧熱的燈戲“供老太太一看”.巡撫之下是布政司和按察司，兩司也借助壽宴聯絡同僚感情并暗中收受屬僚壽禮。十二月二十五日雖然是孝莊文皇后忌辰，但按察使孫鑄將自己的壽宴推后兩天照常舉辦，在署內花廳搭建戲臺、篷廠，盛邀“各官早辰來道喜”.由于赴會官員眾多，南海、番禺兩縣各派二十余家人去伺候，“碗筷盤碟辦得最多”,杜鳳治則親偕崇祥同班進賀，一連伺候兩日。學臺、道臺也不甘人后，在《日記》中可以看到同治十二年九月學臺章鋆為母親舉行三日戲宴的記錄，次年七月初二肇羅道臺方浚師以母親壽辰為名演戲邀賓，杜鳳治除送干禮、水禮外還“送一日戲”.到了后來，廣州官場壽戲之風日盛，原拿老太太壽辰作開戲名目的遮羞布已蕩然無存，壽戲的范圍也擴展到官員自己及太太甚至是其他親屬�！度沼洝酚涊d，總督瑞麟在任職后期每年不單在母親壽日演戲請客，而且還在三月二十九、七月二十日分別為自己及太太做壽演戲收禮。廣州知府馮端本也曾借省城官員公宴戲臺為自己演周天樂班； 糧道貴珊亦想借自己六十整壽演戲，只因杜鳳治有其他重要事務而終止； 更有甚者，同治十四年（ 1875） 正月初三，將軍長善居然以嫂太太的名義演劇請客。省城高級官員熱衷舉辦壽宴除了能精神娛樂，更深層次原因是能借機斂財，如光緒三年（ 1877） 肇羅道臺方浚師“為母上壽稱觴，所屬皆到，演劇十余日，禮物豐盛，且有送金如喧者”,開宴演戲已然成為官員以邀賓看戲為名、行收禮斂財之實的借口和工具。
　　
　　官場中的壽戲盡管常常出演，但對于每個官員而言，即便算上家人壽宴，畢竟每年只有三兩次，因此制造其他演戲的機會來滿足看戲的需要，是隱藏于省城每個高級官員內心中公開的“秘密”.于是節慶演劇浮出水面，成為僅次于壽戲之外最常見的一種官場演戲名目。首先是借助皇帝或皇后萬壽節普天同慶的名義發起演劇。七月八日是慈安皇太后壽辰，總督瑞麟在署演戲請客三日，第一日請三司、糧道、候補道、廣府； 第二日請四營將、二廳、二縣，第三日請幕友。三日演戲及演戲，都由南海和番禺“兩縣備辦”,所費“不輕也”.時間一長，萬壽演戲成為“常例”,也成為嗜戲總督瑞麟演劇的最好借口； 同治十年（ 1871） 瑞麟還主持修建了萬壽宮，成為搭建戲臺的又一場地。十月初九是慈禧皇太后萬壽，瑞麟“照例演戲”三日，“正本乃《聊齋志異》中之胭脂一事”.同治十一年（ 1872） 皇上大婚，瑞麟借此在萬壽宮“辦理演戲三出，彩棚懸燈甚多”.皇帝大婚、皇太后壽誕，普天同慶，以演戲并大開筵席既能很好表達對京城皇權的忠心，同時又能在精神和物質上獲得實際的滿足，可以說無論是名義上還是輿論上都能做到順理成章。
　　
　　節慶演劇居其次的名目是春節戲宴。在晚清的廣府官場上流行正月和二月請春客，宴賓必有戲。戲宴分為公宴和私宴兩種。同治十一年瑞麟在萬壽宮東側新建炮局，這里成為繼督府、大佛寺、萬壽宮之后又一優選的戲宴場所。次年正月，瑞麟就在炮臺舉行團拜公宴。在杜鳳治看來，“公宴戲臺搭至五間之闊，陳設華麗，洵屬盛舉美觀”,但所惜數日經營“只作一日之用”,奢靡而浪費。正月十三，瑞麟又在新建的萬壽宮旁大擺酒席、演戲團拜，較之以前常演的大佛寺場地更為開闊，但“搭戲篷較多費”.瑞麟可不管這些，早定下連演三日，“指要堯天樂（ 第三班） ”應承。瑞麟作為總督舉行團拜演劇也帶動了各級官員的仿效，漸漸在省城形成行政長官設戲宴款待屬僚的官場風氣。
　　
　　春節過后私宴更多，元宵節省城官員多開戲宴招待同僚下屬，“各大憲但互相請年酒”.同治十一年正月十五，海關道崇受之在府廳請客，“他家旗人為多”,上演的戲班是外江女檔子班。次日，總督瑞麟在署中請客演劇，請將軍、海關、右都司道、候補道臺及廣州知府。隨后，省城官員在炮臺團拜演普豐年班，藩臺與糧道、運臺等官員編織名目相互慫恿在撫臺母親壽戲之后請宴唱戲，例如倡議糧道以“衙門新葺”的名義演劇，藩臺因缺優、花廳有戲臺等由頭舉辦戲宴�！度沼洝酚涊d為迎合上司及同僚宴樂觀劇的嗜好和官場風氣，同治十二年在瑞麟舉辦團拜演劇后的二月初四，杜鳳治也假借別人家的戲臺舉辦小規模的宴會酬答同僚，盡管這一日是其母忌日，本不應出門見客，奈人在官場身不由己，反而宴請海關等同僚四席，次日又請官太太宴一日，兩日都有堂會演劇。事后杜鳳治對自己未能克守古人之戒，躬親預祭之事，內心“黯然”.公私戲宴助長了官場奢靡之風，同治十二年新到的學臺章鋆就感嘆： “到廣未久，看情形奢華極矣”,廣東官場奢侈之風“迥異他省”.對于這種“奢華淫縱，日甚一日”的現狀，作為具體辦差的杜鳳治深表憂慮又無可奈何，時常感覺到力不從心，“省中官往送奉見者如織，靡不應酬周到，滿額汗流，且聞氣喘”.
　　
　　隨著官員職位的變化而迎來送往本是官場常態，但由于晚清廣府官場上彌漫著凡宴必演戲的奢靡之風，下屬為迎合上司所好，往往在接風或餞行時都要舉行戲宴，故而在《日記》中也時有此類迎新送舊宴會演劇的記錄。以同治十二年五月海關道崇受之離任為例，各級別官員輪番為他餞行演戲。先是省里“各大憲”在炮局按照瑞麟生日的戲宴規模搭臺演劇為崇氏餞行，繼而是府廳及兩縣也循樣在炮局演堯天樂為崇氏送行，緊接其后的是崇氏又在同一地點設宴還席，酬答為其餞行的各級官僚。類似的為官員到任或離任舉行戲宴的記載在《日記》中還有不少。本來為到任離任官員洗塵餞行是官場常態，但當按照不同官階和群體分層設宴演戲，加上東主酬宴娛賓，便營造出繁縟奢華的官場生態，而演劇在其中擔任著重要的載體和推手。故而，當同治十二年十二月督撫又下令兩縣籌辦戲宴為新舊學臺接風和餞行，杜鳳治牢騷滿腹： “向來送主考學臺無演戲之事，亦為近年中堂高興，故克意承旨，兩縣更難矣。”
　　
　　舉試戲宴也是晚清廣州官場較為常見的演劇名目之一。鄉試每三年一試，由朝廷指派主考統理，發榜之時文舉要辦鹿鳴宴，武舉要辦鷹揚宴，杜鳳治分別在同治九年（ 1870） 和同治十二年見證了兩次科考戲宴。同治九年他奉調入闈署理鄉試事宜，經過幾個月的忙碌，考試結束時為新進舉人舉行慶祝儀式，照樣要演劇酬謝主考。同治十二年九月鄉試揭曉，撫署舉行鹿鳴宴，并在炮臺搭臺演堯天樂戲班，同城官公宴主考。參加戲宴的同城官員有八席，貲費逾千金，亦悉由兩縣“墊賬”,后來這筆開支科場廳并不認賬，仍由南海、番禺兩縣給付。十一月武舉揭曉，撫臺參加鷹揚宴，同樣演劇三出以酬謝主考。盡管科場謝師宴演劇，場次不繁，但涉及面廣，所費銀兩也多，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兩個首邑的經濟負擔。
　　
　　督撫兩司等省級官員所舉辦的戲宴都由南海、番禺兩縣承辦，耗費大量銀兩，故而受到杜鳳治的抱怨： “中堂（ 瑞麟） 大婚時又要演戲，每演戲一次，兩縣必費去千金。今年演戲獨多，此等花費，中堂知之乎？”此處“大婚”是指瑞麟借著同治帝新婚之機演劇自娛，照例將籌辦事務和經費支出轉嫁給省城兩個首縣頭上。按慣例，省城各上司衙門辦差經費以及部分日常用度由首縣承擔，南海負責六成、番禺負責四成。以《日記》所記同治十一年為例，杜鳳治為上司衙門支出的銀兩分別為： 督署 11 114 兩、撫署 3445 兩、藩署 823 兩、臬署 1 355 兩、糧署 265 兩、府署 460 兩、學署 825 兩、將軍署 113 兩，共計 18 400兩，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支付各種宴會及演劇的開支。小型的戲宴一般需數百兩，而大型的團拜戲宴或督撫壽宴動輒花費千兩白銀，給南海和番禺兩位知縣帶來事務上和經濟上的雙重壓力。
　　
　　杜鳳治署理首邑南海 6 年，此間《日記》直觀再現了廣府官場上高級官員如何巧立宴會演劇名目，競相攀比戲宴規模，壟斷嶺南優質戲曲資源等多個場景，而下層官員疲于應對官場戲宴、實現官場演劇資源配置的圖景也得以復原。透過《日記》可看到，在清末廣府官場上，“戲”成為與各種干禮、水禮同等價值的賄賂物，它演化為官員體面交往的重要載體，戲筵場面大小、時間長度和戲班的名頭都成為不同官員身份的象征物。戲宴發起者與參與者、組織者的權力博弈，在多個不同演劇場景里生動上演并最終趨于穩定，從而共同構筑出晚清廣府官場演劇獨特的歷史場景。掀起官場演劇的帷幕，是政治窳敗、民生艱疲、內外交困的社會現實，在此背景下以瑞麟為代表的廣府高級官員反而窮奢極欲地追求個人享受，借演劇之機大肆收受賄賂； 兩幅幕景的強烈對比，折射出統治階級腐朽生活的真實面相。